问题、方法、知识、思维模式:西蒙跨学科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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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学习
跨学科学习

[摘要]跨学科学习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要在跨学科研究中做出创造性贡献,学习者应该重视并处理好研究过程中的问题表征方法移植知识转换。学习西蒙的跨学科实践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处理方式,其经验对我们有重要启示:

  1. 跨学科学习中,对所研究的重大问题的不同表征,既可以充分利用问题表征所依托学科的资源,又可以在多层面研究的互动中丰富和完善对问题的理解。
  2. 不受任何学科传统方法的束缚,大胆借用、移植其它学科的方法,有助于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
  3. 知识转换贯穿于问题研究的各个阶段(之前,之中,之后),不同阶段知识转换的方式不尽相同,跨学科研究应重视问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实现知识转换的不同方式。

跨学科学习是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特别是在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科学探索上,跨学科研究的优势更为突出,这也是引发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相配套的制度建设等较宏观的问题,而对跨学科研究中的较微观的问题关注不够,特别是对于要在跨学科研究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研究者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做起,如何做等问题关注不够。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一个明确问题、寻求合适的方法进行研究、形成知识和思维模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讲,问题、方法、知识,思维模式是科学研究的四个重要方面。跨学科研究与一般的科学研究的最大区别是前者面临如何整合多学科资源的问题,而这也是跨学科研究的最大优势所在,因此在跨学科研究中,问题、方法、知识。思维模式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在:

首先是问题表征,如何从不同学科背景中重新表征所研究的问题对跨学科的成效至关重要。只要做出新的表征并把不同的表征联系起来才能既充分发挥不同学科的各自优势,又能体现多学科综合优势。

其次方法移植,如何在不同学科间相互借鉴、移植研究方法是影响跨学科研究成效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再次是知识转换,在跨学科研究的全过程中(准备阶段、进行阶段、结束阶段),各种知识的交流、沟通、转换是研究能顺利展开并完成所不能缺少的重要方面。因此如何处理好问题表征、方法移植、知识转换是跨学科研究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不从一般意义上讨论这三个方面,而是从跨学科研究的个体实践入手展开对上述问题的分析。
西蒙学术生涯跨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取得了卓越的科学成就,他的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我们从三个方面阐述西蒙跨学科研究实践及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人的决策行为是西蒙一生的学术旨趣所在,他在不同学科领域游历地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打开这一基本问题奥秘的钥匙。人的决策行为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中心问题,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独立承担这一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西蒙在其学术生涯的起始就触及了这一重大问题,并被这一问题所深深吸引。对人的决策(人如何做以及人应当如何做决策)的兴趣,伴随了西蒙科学生涯的始终;对这一问题答案的寻求,引导他“在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迷宫中进行着漫长而愉快的搜索。随着对这一问题探索的深入,他从政治学、经济学转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对这一问题的表征也从“组织决策过程”转变为“人类问题解决”。

西蒙对决策行为研究起始于组织决策的过程研究,他把这一问题表征为组织决策过程。为了找到足够的语言和概念工具对简单的管理型组织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刻刻画,从而为科学的分析组织结构金和组织运营的效益奠定基础,他提出了决策是管理的核心这一思想。

因此,西蒙认为研究组织管理问题必须从探索人的决策行为入手。从逻辑层面看,所谓决策就是要求从全局的角度看待所有备选方案及其所导致的全部结果,并使用价值系统作为从所有备选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优方案的决策准则,符合这一要求的又称为理性决策。

而实际上,我们对决策结果的了解总是零零碎碎,不完整的;要完整地预期价值也是不可能的;在真实情况下人只能想到有限的几个可靠方案。西蒙认识到导致人不可能做出符合完全理性要求的最优化决策,根源在于人的知识和计算能力的局限性即理性的局限,并进而从心理层面分析决策行为。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已经形成许多应对这种理性不及的机制,包括“沉没成本”的存在、可训练性、习惯、注意力等,这会给决策带来些许理性。由此可见,虽然人的决策理性是有限的,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做出明智的决策。
决策理性有限性为基础,西蒙进一步考察了组织行为及其对个人决策的影响。作为组织中的个人,组织形成的一些列机制可以扩展人的决策理性,这些机制包括计划、专业分工、权威、忠诚、沟通等。人的决策行为的研究不仅产生了以组织决策过程为核心的组织管理理论,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有限理性思想。有限理性是指由于人的知识和计算能力的局限性,决策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标准,理性是有限的。
但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是不充分的,因为仅从日常经验和个人内省知识出发引出有限理性观,其基础是不扎实的。决策理性的有限理性这一观点必须经过更严格的检验,否则,就不可能做到用符合实际的、有限的理性决策模型去取代不切实际的、完全理性模型。

对此,西蒙十分清楚。而人的知识与计算能力的局限涉及人的思维和认知活动,这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但已有的心理学研究学成果并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对人的思维的经验研究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这一困难对西蒙而言不再是不可克服的了。西蒙接触到计算机并了解到计算机功用之后,一个创造性的想法产生了,即用计算机的问题解决程序去模拟人的问题解决实际过程(思维过程)。

此时,西蒙研究的问题正式表征为“人类问题解决”。为探索人类问题解决,西蒙提出了符号系统概念,认为计算机和人脑都是符号系统,都能产生智力行为(广义上的)。计算机智力是通过程序运行表现出来的,程序机构和运行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思维。从模拟人类问题解决编制的计算机程序中可以更精确、更直接地理解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机制。

从模拟人的数学定理证明开发出逻辑理论家开始,西蒙为模拟人的问题解决开发了一系列计算机程序,有作为人脑这一信息处理系统的中央处理器开发的“通用问题解决者”,也有作为人脑的一个输入系统的开发模型的基本感知和记忆系统,还有作为人的学习模型开发的序贯外推器、通用规则归纳器和启发式汇编器等。一些列组件的开发,标志着人类问题解决研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研究表明,人脑作为符号系统基本上是序贯运行的,表现在它一次只能处理几个符号;正被处理的符号必须必须存放在特别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结构中;该记忆结构中的内容可迅速变化。这就为人类知识与计算能力的局限即决策理性的有限提供了科学依据。

人类问题解决不同于组织决策过程,前者是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研究的领域,后者是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研究领域;前者涉及的给定情形下的人类行为,后者涉及的是不确定情境下的人类行为;前者的研究在计算机实验室进行,后者的研究在城市、企业进行。但是,人类问题解决和组织决策过程都是对人类决策行为的理论关注,是关于探索人类决策行为真知问题的不同表征。前者研究是后者研究的深入,并为后者研究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经验证据。由此可见,不同表征既与研究所涉及到的学科领域有关,又与这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相结合。在问题不同表征下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形成了对人的决策行为研究的多个层面,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可以相互支持,从而形成对这一问题的更全面理解。

西蒙之所以能在多种学科领域做出一些列创造性 科学成就,与他重视科学研究方法在不同领域的移植有紧密联系。一般情形下,一个学科往往具有自己的方法传统,这既可以起到推动认同这种传统 的研究者的聚集,也可以凸显本学科的学术特色,但久而久之,这一方法传统也会成为该学科研究拓展的桎梏。因而,开创本学科研究新气象往往面临着方法传统的突破,但这对长期受这一传统浸润并受益于此的研究者来说又是十分困难的。西蒙在涉足新学科领域时,很少受该学科方法传统的束缚,相反他却积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转移并深植于新学科领域,从而打开了新的研究局面,并做出了惊世的科学成就。

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不满当时社会科学各学科传统研究方法和理论而开启了行为主义运动。西蒙顺应了这一潮流,对传统管理学研究方法及理论也提出了不满。他认为传统管理学者提出的所谓管理原则,从科学的观点出发,都是不符合科学法则的,所以只能称其为“管理谚语”。管理理论的研究必须开辟新的路径,找到新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概念的操作主义的处理。

西蒙针对传统管理理论提出的各种概念如目的、过程等做出操作化定义。目的可定义为一项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终点;过程可定义为实现某目的的一项手段。目的又呈现出层级形式,每个子目的的都服务于更远更综合的目的,这一事实有助于弄清目的与过程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认为过程和目的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过程就是一种活动,其直接目的就是处于手段目的金字塔的底层,而目的则是种活动的集合,这种定位价值或宗旨是处于手段—目的金字塔的高层。”按照这种过程和目的的分析,传统管理理论用目的型组织和过程性组织来表述组织专业化分工就显得不合适了。这就进一步阐明了所谓的管理原则是建立在概念混乱基础上,根本不能用此描述管理现状。

由此,他提出建立管理理论必须构建一系列概念,为了能科学地运用这些概念,它们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其含义必须符合经验观察结果或状况。他在《管理行为》中建立起来的组织决策过程理论正是基于上述思考。

当西蒙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类问题解决和人类思维时,一个科学研究中的两难困境出现了。由于这类课题涉及的是心理学长期研究的领域,而当时的心理学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的对立——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

前者认为行为主义方法是心理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唯一途径,而思想、意志和意识等是不可观察的,经验性质的心理学研究理应把这类问题排除在外;

后者认为感觉、思维和知识理应是心理学继续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其研究方法与行为主义方法毫不相干。这对刚刚进入心理学领域研究的西蒙来说,面临的困境是:要么放弃对思维的科学研究,要么背离心理学科学化的主流——行为主义心理学。针对这一困境,西蒙采用数字计算机这一技术工具破解这一难题,运用计算机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思维、认知活动。

他认为计算机是一种经验物,计算机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计算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或行为都是通过几个简单的基本操作实现的,即对符号进行记录、存储、复制、转移、消除和比较。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装置,它们的性质也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有共同之处,“我们可以向研究兔子和金花鼠那样研究计算机,看他们在不同模式的环境刺激下会如何表现。”显然对计算机的这种经验研究同行为主义心理学刺激——反应实验研究有共同之处,由此而产生的计算机科学同行为主义心理学一样是经验科学。

人工智能之父——Herbert Simon
人工智能之父——Herbert Simon

计算机行为是通过程序运行实现的,通过编写各种计算机程序,可以实现解数学题,下国际象棋等人的智力行为。西蒙同其合作者一起,依照人类在解题、下棋等典型智力活动中所运用的方法,编写了相关程序,并在计算机上运行,实现了过去只有在人脑中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用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思维、认知是可行的,计算机模拟将成为深化对人类行为认识的工具。换言之,通过对计算机的经验研究,借助计算机科学研究方法,可以达到对人类思维和认知的科学认识。

借助行为主义概念化操作方法,西蒙揭示出传统管理理论不足的根源,并为创立以决策为核心的组织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借助计算机科学研究方法,西蒙摆脱了当时心理学的思维问题研究的困境,实现了对思维的经验研究,构建出了关于人类思维和认知的经验科学。研究方法移植在西蒙做出历史性科学成就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见一斑。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就是把旧知识转换成新知识的过程,知识的流动、转换发生在科学研究过程的始终。跨学科研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而不同学科知识的内容和结构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跨学科研究中知识转换更加困难。在跨学科研究中,如果能做好知识转换,那将会带来更富创造力的科学成就。西蒙在跨学科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采用重新定义概念、合作研究、学术争论方式实现知识转换,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进入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首先就面临着看如何处理有关这一课题的重要概念的旧定义。而概念定义的知识内容往往与特定的学科知识传统紧密相关,对概念重新定义有助于摆脱这一学科知识传统的束缚。概念的重新定义事实上是一种知识转换,即把原有学科中关于这一概念的知识内容转换成现在学科中的知识内容。西蒙通过对情感的重新定义,实现了在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的研究中引入情感因素。情感在心理学文献中被定义成与人类思维理性相对立的概念,或者说情感是非理性的。但西蒙认为情感和理性并非对立,“情感是动机的主要来源,它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目标上,而且情感会有助于对其激起的目标进行积极地相关思考。”因此,他把情感定义为“中断系统为响应突发强烈刺激而启动后产生的行为”,这样定义的情感就可以成为计算机认知模型能够处理的对象。情感可以用一个能检测某些关键变量的状态程序来实现,“这个监测程序必须能够注意到可能影响这些变量的’突发的强烈刺激’,并且当这种刺激发生时能够中断进行中的程序。”这就实现了由心理学到计算机科学关于情感概念知识的转换。

合作研究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跨学科问题研究的重要方式,它可以实现知识在不同合作者之间频繁而密集的流动、转换、从而实现知识创新。在研究人类问题解决过程中,西蒙和纽厄尔合作了多年,他们在知识兴趣和方法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纽厄尔对创建描述行为的形式语言和符号系统的兴趣更大,而西蒙更关注模型与所观察的人类行为的一致方面。构建计算机模型中,西蒙更善于程序设计的策略思考,纽厄尔却更精于用计算机程序语言实现这一策略。二者互补的知识结构和关注点,促进了知识在他们头脑间迅速转移,创造出了一系列思维模型。西蒙把与他合作的研究者看成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启发式”,与这些精力充沛、聪明睿智、博学多才的人进行合作受益无穷。他形象地表达了这一重要的启发式,与他们合作,“你会发现所有你需要的程序都储存在你的朋友之中。只要你不过多干预,这些程序会富有创造性和富有成效地执行任务。”

学术争论是科学理论知识完善的重要动力。科学发现形成的科学理论知识在学术界得到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有关这些知识的内容、理论前提以及形成知识的方法都会收到质疑。公开而理性的学术争论,有助于完善知识内容,建立更可靠地理论前提和澄清所采用的的研究方法,从而实现知识由创造者向学术共同体转移。西蒙并不怯于学术争论,相反,他善于也乐于加入有关他的学术成果的理性探讨。对西蒙学术成果的大多数质疑是关于其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方面,这与其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有很大关系。学术争论的结果除了帮助西蒙完善内容澄清问题外,还扩大了他和他的学说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这对实现他所创造的知识向学术共同体的转移意义重大。

研究新问题之前对重要概念的 重新定义,研究问题过程中开展与他人的合作,研究取得成果后参与有关的学术争论,也就是说西蒙分别从研究的不同阶段完成了知识的转换工作。这对我们理解知识转换在跨学科研究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启示。

结语:西蒙跨学科研究经验极为丰富,通过对此展开深入分析,可以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上述考擦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跨学科研究中的三个重要方面:问题表征、方法移植、知识转换。

  • 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基础性问题,一直是跨学科研究的主题。如何根据不同研究情境提出不同的问题表征,是能否达到逐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关键。西蒙对人的决策行为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表征方式,进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跨学科研究中,对所研究的重大问题的不同表征,既可以充分利用问题表征所依托学科的资源,又可以在多层面研究的互动中丰富和完善对问题的理解。
  • 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在于多学科资源,研究方法的移植是这一优势实现的重要途径。西蒙的方法移植实践表明,不受任何学科传统方法的束缚,大胆借用、移植其它学科的方法及思维模式,有助于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
  • 创造新知识,实现旧知识向新知识的转换,是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所在。西蒙在知识转换中所做的努力告诉我们,知识转换贯穿于问题研究的各个阶段(之前,之中,之后),不同阶段知识转换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因此,跨学科研究应该重视问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实现知识转换的不同方式。

扩展阅读:《西蒙:我生活的种种模式》《西蒙:管理行为》《穿越歧路花园》亨特.克劳瑟-海克
《人类活动中的理性》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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